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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综览与反思
陈村富 许志伟
中国杭州大学 加拿大维真学院
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研究部主任
自汉语基督教研究所学术总监刘小枫博士重提“文化基督徒”概念后，在海内外，尤其是海外华语世界引起广泛的兴趣，也招来非议与争论。最近在香港基督教界中，更出现了“中国亚波罗”一词。这两个概念既有重迭的地方，也有不少的歧义，各学者的使用也不尽相同，故为了避免把焦点放在正名的问题上，我们暂时以一更具涵括性和中性的描述，去理解这批自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文化界产生的，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本文将以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studying Christianity称呼之，以下简称SMSC），并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索其形成背景、构成特点和地位，好在我们讨论“文化基督徒”或“中国亚波罗”前，先提供一更清楚、全面的图画。这部分的工作由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村富博士撰写，而由“文化基督徒”现象所揭示的种种争议，则由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许志伟博士负责回应。
SMSC现象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
陈村富
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之外的港台地区，基督教史研究、基督神学研究、宗教伦理、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比较学等的研究，一般说来大都由教会、神学院和大学的宗教系、神学系承担。中国大陆的情况全然两样。1949年后，主要是1950-51年，外国在华传教士和教牧人员被中国政府限期离境。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撤销了教会办的大学，且不说宗教系不复存在，就连密切相关的哲学系也仅剩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至1956年才新办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而1957年武汉、复旦等大学才有哲学系。大学和研究院系统，基督教研究荡然无存，50-60年代有个别暗地不忘旧业。1965年中国社科院组建了“宗教研究所”，但实质上却更像宗教批判所（“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易其名为“消灭宗教战斗队”）。
查阅一下1952-78年的出版书目和报刊杂志目录，无一篇文章是真正认真而又客观地研究基督教的，有的只是批判和自我反省。
至于教会和神学院的情况更是每况愈下。除金陵、上海畲山等神学院外，其它的1952年后就被取消。1952-56年，应该说宗教生活基本上还是有保障的，但到了1957年形势突变，一批教会人士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批斗之后监督劳动改造。1958年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宗教生活被看作阻碍“大跃进”、影响生产的迷信活动，全国开始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消灭宗教的运动。浙江温州地区，山西洪洞地区，一南一北成了两大样板。神职人员和教徒分别办学习班，不少人被迫宣布放弃信仰。1966-7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第二次大规模的消灭宗教运动。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宗教研究队伍处于极度萎缩的状况，不能及时造就一批新的宗教研究人员。
然而，这二十年尤其是文革十年的惨痛经验却为宗教的复苏创造了条件，过去接受的那些理想、信念、价值判断标准破灭了。但人们仍需要精神支柱，需要信仰方面的满足，于是眼晴自然投向基督教、佛教及民间宗教等。只是已有的残存的教堂和寺庙无法解决从小就受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熏陶的文化人的需要。“自己去寻找”──这就是出路。一批文化人逐步走上了自己探讨宗教的道路，于是乎，从大陆的学术界中冒出了一支新的宗教研究队伍，承担了教会、神学院和大学宗教系所应承担的相当部分的功能。这支队伍的成分主要是哲学系毕业，后来从事哲学方面主要是西方哲学及宗教研究的人。八十年代初的大部分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前面说过，1952年高等学校向苏联学习，进行了院系调整，全国仅保留一个北大哲学系，原来清华、燕京的哲学系合并入北大。全国其它高校哲学系的教师有的改行，有的调入北大哲学系，这样北大哲学系的力量独一无二。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后来又成了其它大学哲学系的骨干。
直至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复旦、武汉、中山、四川等大学都陆续有了自己的毕业生，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和宗教所有了自己的研究生，这就形成了中青年一代学者。由于大陆的大学没有宗教系和神学系，所以老、中、青三代研究宗教的学者绝大多数出自哲学系，其中主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仅宗教理论研究和基督教研究、佛教、道教的研究，哲学出身的人也不少，这是别的国家没有的现象。
为甚幺哲学系出身的人会比较顺当地自觉自愿地转向或兼从事宗教研究呢？因为：
1、哲学与宗教其对象、功能和思维方式本来就有相通之处。希腊哲学脱胎于希腊神话和希腊原始宗教，希腊哲学反过来又为基督教在罗马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中世纪时哲学从属于神学。近代和当代哲学家，可以反对也可以赞成基督教，但是无法绕过基督教去谈论哲学问题。因此，从事哲学研究训练，在一个方面也就是从事宗教研究的训练。
2、中国大陆取消了宗教系，但是人文学科又缺不了宗教。人文学科少了宗教就无法理解社会面貌，文学艺术及伦理风尚，乃至那个国家的人，因此，大学的中外哲学史又塞进了不少基督教、佛教的内容。即使是“文革”中编的教材，也都要讲教父学和经院哲学以及当代宗教思潮，哪怕是漫骂和“批判”，从教育心理学看，也必然唤起学生探求和追索的兴趣。大陆的哲学系都要读马列著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著作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其中大量涉及创世、原罪、三位一体及基督教史。所以即使是中央党校，各级省党校也都要用“注释”的形式介绍基督教及其经典。这样， 在一定条件下就必然从哲学中滋长研究宗教的旨趣。
3、学习哲学尤其是学习西方哲学史的人，必须阅读一定量的西方哲学原著，而这些著作不乏基督教内容。因此这批人不仅懂外语而且懂专业，一有机会就可以从事基督教和神学古今文选的翻择。
主要是这三个原因，因此SMSC成分中大部分是原来哲学系毕业的人。除此之外，就数史学研究和外国文学艺术研究的人了。研究西方历史，中西近代交流史，明清时代历史，尤其近代历史，自然就要研究基督教及其在华传播史。研究西方文学艺术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同样要接触到基督教与宗教艺术。一旦思想从旧的、极“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就可能成为SMSC的成员之一。
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就是1978年以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为契机的，清算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启蒙运动。
领导层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群众中以1976年“四五”运动为标志，已经自觉不自 觉地反省二十年的历史，重新探讨中国的未来。两股暗流由隐及现：其一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首先是上层）抵制华国锋及手下一批人的错误，强烈要求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其二是反映群众情绪和要求的学术界，首先是理论界开始用实践来检验毛泽东的言论。
1978年10月16日至11月2日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了建国后首届全国外国哲学史讨论会，到会两百多人，清算哲学史领域内的“左”倾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首当其冲的就是五十年代以来支配哲学史的一个僵化的大框架──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进步与反动，科学与宗教斗争的历史，是前者不断战胜后者的历史。由于西方哲学同基督教有着前面说过的内在的关系，因此，会议代表自然而然地谈及如何评价基督教及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人的物质追求与精神寄托的问题。与会代表反省过去对基督教的简单化毛病，认为要认真研究宗教。同年11月下旬又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了“全国首届现代西方哲学研讨会”，也有一百多人参加，这个会进一步着手清算将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宗教哲学都看作反动的错误的教条，着手规划研究当代哲学。
1978年下半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界都召开了规模不等、形式不一的研讨会。可就是没有宗教界的专门学术会议，因为教会里的神职人员，此时大都还在工厂农村劳动改造，连正常的宗教生活都还没有保障。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的工作，华国锋正式下野。当时负责中央具体工作的胡耀邦着重抓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宗教界内一些被打成“右派”、“特嫌”、“历史反革命”的中坚，此时才得以平反，重返岗位。1979年有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关于宗教的文件，接着于1982年发布了有名的十九号文件。从此，中国的宗教生活转入较为正常的发展轨道。各地教会逐步健全了机构及活动机制。但是，教会，不论是天主教、更正教，也不论是政府承认的“三自会”和“爱国会”，抑或“自由传教”（地下传教），它们都没有条件像海外教会、神学院那样发挥自己的基督教史研究，神学研究和宗教各学科研究的职能。原因如下：
1、神职人员奇缺，而且年纪偏大，普遍在六十岁以上，他们应付不了迅速发展的教堂，堂点的圣事需要。一个牧师、神父常要兼顾几个地区，几个堂点的宗教活动。
2、对外交流方面，政府是逐步放开的。开始时更正教仅金陵神学院，后来各省主要的一个堂即三自会所在的堂可以接受外来访问，但事先要报省市宗教局批准。天主堂系统开始时也是北京、上海两地，后来各省爱国会所在堂可以接待来访者。在接受外来资助方面，教会不得私自接受。更正教方面指定南京的“爱德”基金会，天主教由上海、北京办理。省一级的“爱国会”不能自行决定，须呈报主管部门审批。这样，五十年代初以来的闭塞的局面直至现在也难以改变。关于当代神学的研究状况相当陌生，从事研究活动经费和资料也缺乏，因此，教会方面的宗教研究至今改变不了滞后的状态。
3、八十年代以后除过去的金陵神学院、畲山神学院外，各省更正教、天主教可以办附属的神学院或分院。目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青黄不接的传教讲道人员。神学理论研究，基督教与中国关系的研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
4、就教会人员自身而言，公正地说同海外比较相当一批人是较保守的，他们对二十世纪那幺多神学理论接触太少，思想上也不易接受。一些年轻比较开放的神职人员，对老一代也不满意，可惜目前他们还未能形成一支有影响的力量。
还有别的次要因素。种种因素使得目前中国教会和神学院，无力承担建立汉语神学的任务。
从1980-90年中国大陆报纸刊物发表的宗教研究文章目录可以看出：
1、 教会方面仅有南京大学和金陵神学院合办的《宗教》，上海“三自会”的《天风》等刊物，而且偏重《圣经》研究。
2、 从事宗教理论研究、批判“左”倾和简单化错误的主力是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的学者，以及社科院和大学中从事西方哲学和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
3、 从刊物来说，起主力作用的是宗教所办的《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资料》。其次是大学和地方社科院的刊物及《哲学研究》、《读书》等几个全国性刊物。
4、 翻译介绍海外宗教研究状况及当代神学的刊物，除了《世界宗教资料》外，还有《哲学译丛》（哲学所办）、《国外社会科学动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理论信息报》、《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等。
这个目录还不包括著作和论文集以及译作。这三类作品几乎全部都是教会外学者完成的。出现这种情况，如前所述不能责怪教会和神学院，不过，从1978年至今已十七年，应该说这十七年外界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教会在这种局面下实有急起直追的需要。
SMSC的构成及其特点
为便于研究SMSC的历史地位及其同CC（文化基督徒）的关系，我们应首先剖析它的构成和特点。
SMSC的构成，可以从多角度作分析。不同成分的SMSC，各有自己的特点。
一、从SMSC的来源看，它来自下列各个方面：
1、原来的教会大学。这一成分的SMSC人员极少，年岁已大。如傅乐安、曾钜生。
2、“文革”前的哲学系，主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3、“文革”前的历史系，如胡玉堂、徐明德。
4、“文革”后大学毕业的年青学者。特别是77、78、79年的学生，质量相当高。从这里涌现出一批新生力量，其中主要还是哲学系，其次是历史系。除此以外，1986年后大陆开始有宗教专业毕业的大学生。这批学生中有一部分分别从事宗教理论、佛教、道教、基督教、原始宗教研究，但为数很少，目前还没有显着成果。总之，这批年轻人引人瞩目，如果说八十年代前期主要是老一代学者起作用，那幺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这批年轻人就逐步成为主力了。
5、海外留学人员。1977年后毕业的年轻人，有的到海外深造。这批人在海外神学院、宗教系或相关的哲学系、研究所攻读学位，受到基督教义、当代神学、当代宗教哲学的正规训练，有的还有灵修经历。他们外语好，了解海外发展趋势，这批人回大陆后是有力的生力军。如刘小枫、赵敦华。SMSC中第五种成分自然是第四种的沿伸。第四种成分的人有一批也是从海外攻读哲学、历史、文学学位归国的。总言之，是八十年代生长的一支优秀队伍，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从年龄结构看，可以分为：
1、八十年代谢世的老一代SMSC如徐怀启、胡玉堂。
2、年长一代的SMSC，他们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至“文革”前毕业的，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他们经历过1949年前后两种社会环境，1949年以后见过或亲生经历过各种政治、思想、社会运动。最后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此外他们还饿过三年的肚子（1960-62），在他们所从事的哲学、史学、文艺领域内，还经历过本学科的一系列批判运动。因此，这代人有许多精神创伤和内心体验，以及一系列苦难的经历，是一整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他们中有一批人会去研究佛教和基督教，而且悟性较高，精神投入，是有深刻的社会背景的。但是他们除了少数教会大学出身的人外，一般都是半路起家、自己钻研的，这就形成了他们的另一面特点：个体能量大；分散的个人活动；谁也不靠谁；可以因应“气候”在两个、三个学科领域或交叉领域中游动；专业水平方面因为是“半路起家“，所以除个别外一般都有待提高。
3、中青年的SMSC。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这批人的地位日益突出。可以说是SMSC中的主力军。他们中四十岁上下的人，即1977-79年进大学的人有过不幸的遭遇。刚进高中或高中毕业，就碰到“文革”，连续六年大学不招生。按当时的政策，凡城市户口都要“上山下乡”，到东北、西北或本省贫困地区的农村去“插队落户”（后来规定父母身边可留一个子女不必去农村落户）。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中国正好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西方的各种哲学、宗教、文艺思潮陆续介绍入中国，加上他们自己的上述特殊经历，因此，他们对中国的弊病深恶痛疾，对民族、国家乃至自己的前途着力探求，其中一部分人步入宗教领域。上面提供的1985-90年全国报刊有关宗教理论和基督教研究的文章索引显示：1987-88年有一个高峰期或叫宗教热，1992年以后又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年轻的SMSC，主要是这两个时期进入角色的。他们的特点是思想敏锐，年富力强，有开拓精神；弱点是社会经历少，对中国大陆的复杂环境领略不足。在大陆基督教研究是个相当敏感的问题，涉及到当代中国，还有许多政策和具体规定，甚至一个省一个地区有自己的“实施细则”和“注意事项”。某个领导人的几句话，可就成了某时某地的指示和框框。稍一疏忽，这些年轻的学者，就可能招来麻烦。
除了上述三档年龄的SMSC外，目前有一批正在读硕士博士学位，或大学毕业的，有志于宗教研究的年轻人，他们还谈不上是SMSC，然而却是SMSC的后备军，有的人可能经由SMSC走向CC，在我们的研究中是不可忽视的。
在各种划分中，上面谈的两种划分最有价值。我们还可以从别的视角切入，例如以他们的专业，区分为：1、从事当代神学理论和当代宗教思潮研究的；2、从事基督教史研究的；3、从事基督教在中国传布史研究的；4、从事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途径的，等等。从地域划分，可以划为“南帮北派”（“南”指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北”指北京，宗教所、北大，人民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往往依靠母校或毕业后留校的师兄弟，一起从事研究和翻译，通常也划入“北派”。）“南帮北派”是个形象说法，不是真有所谓帮派。不过也有些差异。一般说，北京的学者比较多从事翻译和当代宗教神学理论的研究，他们有比较优越的资料条件和对外交流机会。“南帮”可者可以叫作“外地学者”，即北京以外地方的学者，较注意发挥地方优势，深入实际，研究本地区的基督教史及当今问题。
现在让我们总括一下SMSC的整体特征。放在当今世界大背景下面，并且同大陆教会神学院的研究者相比较可以发现他们有下列特征：
1、分散性与个体性。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比哲学、历史、文学、科技等任何一个领域的学者更具分散性、个体性，至今没有一个群众性团体，也从来没有一起召开过一个座谈会和研讨会。他们都是凭自己的旨趣和抉择，从原来的专业中分离出来的。若说合作，仅仅是由于志同道合有过某个项目或某项活动的合作。就全国的分布来说，也是自发形成的，非常分散的。人们一般是从其发表的成果知道甚幺院校有甚幺人存在。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个外部的原因。在中国大陆成立一个学会要经复杂的审批过程，基督教研究的学会能否审批，还无人去试过，但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和举办国内的活动看，难度相当大。人们莫名其妙地形成一种看法：研究佛经、大藏经和佛教，没甚幺危害；研究圣经和基督教，内心就有一种戒备心理，好象同“西化”、“自由化”总有点瓜葛，即使是教会人士，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人对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内心并不欢迎。因此，研究基督教的人总是极少，不爱惹人注目，更不顾参与甚幺团体活动，免遭麻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由SMSC中产生的CC往往也就不顾参加教派。1992年以来应该说有所好转，杭州大学在校领导的支持下于1991年3月正式成立了“杭州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有正式成员九人，用机构形式开展活动。别的地方也有些“非正式团体”。
2、有多学科的知识，多渠道的信息和机动灵活的应变能力。SMSC一般都兼及哲学或历史、文艺等别的研究领域，他们一般懂外语，又有办法找到外文图书，个人钻研能力强，而且九十年代以来大都广泛发展了与海外学者的交流，因而远比教会和神学教会和神学院了解世界研究动态和信息,他们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视野开阔,思想敏捷;文章颇有新意,发人深省;观点新颖,经常转换视角提些独特的问题.他们没有教派的框架或格式,不入俗套，但又在交流时让海外学者感到有点外行。与此相关的是，他们的见解不稳定，易受新的神学理论和佛教、印度教等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语境和思想条件下，可能形成“文化基督徒”，也可能产生综合基督教、佛教、道教、儒家等等的泛宗教观点，构思新的神学观念，即使是“文化基督徒”他也是学术性多于宗教性
3、SMSC生活在中国大陆，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背景和语境有切身的体验，他们同政府主管宗教的部门并和当地教会、教徒都有良好的关系，都有程度不等的实地调查或考察。他们善于根据大陆的境况思考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深层结合问题，及建立汉语华人世界的神学理论问题，这点是海外包括港台学者所不如的。大陆政府限制海外学者实地调查地方宗教状况，这就使他们的研究受到限制。由于SMSC不是站在天主教或更正教某一教派立场上考察的，因此他们能看到教会人士看不到的问题。SMSC同政府主管部门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作为中国公民和学者，他们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及有关政策。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政府也是颇有价值的。
SMSC的构成和特征，直接制约着“文化基督徒”的形成和特征，是理解CC现象的基础。
SMSC的历史地位
十七年SMSC起了中国大陆教会和神学院未曾起过的下列作用：
一、拔乱反正，纠正宗教理论方面的“左”的错误，被宗教界和政府接受，为落实宗教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五、六十年代宗教方面“左”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多少年来人们都把这句话当作是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从列宁开始，又把它当作关于宗教本质的科学结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说：历代统治阶级的国家有两种职能：其一是“刽子手的职能“，即镇压人民的职能；其二是“牧师的职能”，即麻醉人民的职能。由此又推论出一个结论：宗教是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工具。这些观点搬到中国，结合中国的历史，又得到发展：基督教还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当时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思想革命化”。首先是在农村，生产以军队的连排班为组织形式。行动方面经常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生活方面办食堂，统一用餐，统一行动。这样，各地农村至县干部就感到基督教的礼拜仪式，教徒平常的宗教生活有碍生产，当时有首歌谣：“说起耶稣教，妨碍大生产；把你算算帐，一月拜四趟；每天七工分，一年三百三；收入大减少，生活怎改善，要想大跃进，耶稣勿捣乱。”如果说，1958年是从生产开始考虑宗教的危害，那幺“文化大革命”时则是从政治上考虑，将宗教当作“四旧”，当作复辟势力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铁案如山”，以至教会人士也只好情愿或不情愿地接受。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之后，理论界首先就宗教的本质问题提出诘难。编译界着手查阅马克思著作影印手稿，发现这不是马克思的原话，而是引用青年黑格尔学派代表之一施特劳斯的话。从语境关联域看，马克思并没有说这是宗教的本质。1982年第十九号文件体现了宗教理论方面的转变。这一根本转变是其它理论和政策转变的基础。在后来的发展中，许多理论问题的阐述都是从SMSC开始的。这是SMSC所起的第一个重要作用。
二、翻译和介绍历代基督教文献和二十世纪神学理论，传递当代世界宗教研究发展信息。
大陆基督教研究的学者一直或隐或显地利用所在研究单位的资料条件，进行研究和翻译的工作。
八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陆出现西方宗教和神学的译着及系列丛书，翻译队伍也转向以年轻学者为主。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有：
1、《基督教文化评论》，主编刘小枫，副主编何光沪、汪维藩、张贤勇。
2、《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刘小枫主编，杨德友、董永等译。
3、《二十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史宗主编，金泽、宋立道、徐大建、陈志平、陈观胜等译。
4、《宗教与世界》丛书，何光沪主编。
5、《西方学术丛书》，已出版的有：《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运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
6、《人文研究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主编甘阳其中发表了刘小枫＜拯救与消遥¾¾中西方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
7、《海外汉学丛书》，王元化主编，已出版的有《中国与基督教》，耿升译。
8、《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后易名：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组织编译的系列丛书，主编刘小枫，分为古代、现代、研究三系列，都是由大陆学者翻译。
除此之外，《世界宗教资料》等刊物也陆续刊登海外宗教与神学的新成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二十世纪文库》等也翻译了些宗教哲学的著作。无论是教会和教徒，还是非信徒的人士，这项工作对于他们了解基督教历代文献和研究成果，建立汉语宗教神学，都有重大
价值。不少年轻人看了这些著作，产生研究基督教的旨趣。
三、收集、整理、编纂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资料，研究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状况和前景，探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途径，寻求建立汉语文化圈的基督神学理论。
这项工作目前海内外许多教会和神学院也是在做。具体说，包括下列几项工作：
1、 方志。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支持下，各省市县分别成立了“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写和出版县志、市志和省志。如今，浙江省、福建省一半以上的县已出版了自己的县志，其中都有宗教的介绍。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很广，SMSC的参加甚少，各地不一。
2、 政府宗教部门组织教会人士编写本地的宗教志。浙江已完成《浙江宗教志》（一）、（二）两部初稿，分别介绍浙江省天主教及温州市佛教、道教、天主教、更正教及民间宗教。这项工作主要由教会人士承担。
3、 明清传教史专门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和研究。这项工作主要由SMSC承担，如徐明德、林金水、陶飞亚等。这项工作对政府和教会都有长远的价值。
4、 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特别是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中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和冲突。如笔者与杨适正从事这等研究。
5、 研究中国传统的神观，探讨建立汉语文化圈的基督神学。这是教会内外学者关注的中心。刘小枫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6、 跟踪研究当前大陆基督教的发展，探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佛教、道教、基督教、民间宗教的走向和消长，从神学、宗教伦理学、宗教社会学角度研究当前基督教传播中若干理论问题。这是杭大基督教中心思考的主题之一。
这六项工作不全是SMSC的成就，但是无疑SMSC是这项工作的主力。尤其是第4、5、6三项，SMSC的研究是相当突出的。
除了这三大项活动外，SMSC还在政府主管宗教部门与教会之间作些协调工作，协助政府和教会保护传教士历史文物，收回教会房产，寻找“文革”中散失的资料，向教会提供些积极的帮助，等等。
SMSC现象与CC现象的关系
研究SMSC现象是研究CC现象的基础，特别是现阶段CC现象未充分发展和显露，而SMSC现象都已充分显现的情况下，从研究方法论考虑，显然应把重点放在SMSC的现象上，我们正是沿着这条途径走的。通过上面四个部分的分析，关于SMSC现象与CC现象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CC是SMSC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至少是重要的部分。用一句逻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SMSC与CC有外延上的包含关系而不是交叉关系。这就是说，“文化基督徒”首先是大陆八、九十年代基督研究的学者、文化人，而不是这个圈子之外的某个社会阶层的人。因此，他们与SMSC有共同的历史¾¾文化背景。换言之，本文第二部分“SMSC现象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就是CC现象的大背景。剩下来的问题是，为甚幺SMSC中会产生CC现象？甚幺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得一部分研究基督教文化的学者、诗人和书家会认信基督，归信耶稣基督？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既有外部的条件，如社会的变迁，基督教文献和神学著作的传播，大陆基督教的发展等等；又有内在的基础，如本人的遭遇和经历，内心的体验等等。目前还难以深入探索，因为CC现象如前所说刚刚开始，人数也极少，而即使是极少的个人也不愿承认自己的身分。
2、SMSC是产生CC现象的土壤。大陆特殊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一批从事基督教研究，又爱好基督教文化的文人学者，即使是没有神学院和宗教系，也会从别的人文学科中产生一批人从事基督教的研究。眼下最重要的是理解这一衍生现象的下列意义：第一，CC现象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海内外有的人否定其基督徒身分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不承认其存在却是背离事实的；第二，SMSC是CC存在和发展的基础，SMSC广阔的活动天地使得CC有广泛的施展才能的领域；第三，SMSC是不可根除的，所以CC今后也不会绝迹，恰恰相反，随着SMSC的壮大，CC也会呈现发展的势头。
3、SMSC的成分和特点包含CC的部分成分和特点；SMSC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显示了CC的基础地位和作用。这就是说，即使人们否认“文化基督徒”。因之也否认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但是人们也无法否认他作为SMSC的骨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作为“文化基督徒”自然有其固有的，与SMSC不同的特点和地位。但是这种自身固有的特点和地位仅当CC队伍进一步扩大并显露其价值时方能从理论上作出概括，眼下还难以讨论。
4、由于CC与SMSC有上述三条关系，也由于CC往往是从SMSC中派生出来的佼佼者，因而，CC往往又是SMSC中的核心力量、组织者和带头人。前面说过SMSC具有个体性、分散性的特点，他们缺乏资料和科研项目的经费，因而需要有人去组织他们共同完成某个项目或某项活动。目前大陆有若干人担当这个角色。不能说担当这个角色的就是CC，但是可以说其中有的人可能是CC或潜在的CC。
这份报告是我们初步研究的结果，难免还有一些不足之处，然而我们相信这是一良好的开端，因为SMSC现象与CC现象在大陆是重要的，有发展前景的，因而跟踪研究这个现象也必然是有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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